民族学考研海南岛铜鼓的类型,海南出土的铜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民族学考研参考书目)

海南岛铜鼓的类型

有人认为，海南出土的铜鼓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北流型；二是灵山型。从现存铜鼓来看，应是三种类型，除了北流型、灵山型外，还有石寨山型[1]。

（一）石寨山型

目前发现二面，1999 年1 月在儋州市光村镇发现，出土时间不详。

儋州泊潮村铜鼓。在儋州市光村镇泊潮村发现，有一些破裂，鼓面七晕，太阳纹十芒，其间饰翎眼纹，双弦分晕，共九晕，第2 晕是勾连回纹，3、7 晕是圆圈圆点纹，4、6、8 晕是栉纹，第5 晕是主晕，为四只逆时针环飞的翔鹭，第9 晕即边沿光素。胸稍外鼓，鼓腰呈亚腰形，在胸、腰相交处的两侧附有两对绹纹桥状扁耳；胸部纹饰模糊，腰部似有垂直的叶脉纹带，将腰部空间分隔成若干日字形空格。足已残破。面径44.5 厘米，高约40 厘米（见图一）。

图一 泊潮村鼓（王静摄影）儋州光村鼓，儋州市光村镇出土，面径46 厘米，残高17 厘米，存儋州市博物馆。

（二）灵山型

陵水北高鼓。1982 年春，陵水县英洲公社鹅仔大队北高村农民开荒发现，鼓身残破，鼓面径46.1厘米，鼓身残高22 厘米。鼓面大于鼓身，中心太阳纹六芒，芒线细小，单弦分晕，鼓面四晕，晕距疏朗，晕间饰鸟形纹，鼓身素面无纹，胸腰间两对扁耳[2]。

陵水福湾鼓。1983 年8 月27 日陵水县英洲公社福湾大队福湾村民在村后海滩沙丘高处开荒植树掘得。面径60 厘米，通高32 厘米，足径57 厘米，残重19 千克。鼓面中心太阳纹八芒，光体圆凸如饼，芒短而粗。纹饰三弦分晕，2、4 晕饰同心圆纹，3、5 晕饰鹭鸟纹，6—7 晕饰水波纹，其间有六只青蛙塑像顺时针排列。胸腰间有两对栉纹扁耳。鼓身十一晕，交互饰以云雷纹、水波纹[2]。原藏陵水县文化馆，现藏海南省民族博物馆[3]。

临高拥武鼓。临高县博厚镇拥武村出土，现藏海南省博物馆，面径60 厘米，残高29 厘米，鼓面三弦分晕，晕间窄而密，中心太阳纹八芒，边缘有六组青蛙塑像，三单蛙与三累蹲蛙相间，逆时针环列，纹饰锈蚀严生，难以分辨。鼓身双弦分晕，晕较宽，饰鸟纹和四出钱纹，胸腰间有两对叶脉纹扁耳（见图二）。2011 年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

图二 临高拥武鼓（蒋廷瑜摄）

（三）北流型

昌江县峻灵王庙铜鼓，现藏台湾大学人类学系，面径70.5 厘米，身高39.5 厘米，有裙边（垂檐），两对环形小耳，上饰缠缑纹，太阳纹八芒，三弦分晕。边沿四只小青蛙，逆时针环列，纹饰为菱形填直线纹，明天启五年（1625 年）出土，存峻灵王庙，1942 年日据时被掠往台湾。

昌江军营鼓，即粤148 号鼓，1979 年昌江县十月田公社军营地区南岭大队（今十月田乡南岭村）出土，面径95 厘米、身高55 厘米，面有四蛙，两两相对，三弦分晕，九晕，1 晕是太阳纹四芒，芒尖分叉，芒间雷纹，2—9 晕遍布雷纹。鼓身三弦分晕，等晕，胸11 晕，腰16 晕，足11 晕，云纹与雷纹填线纹相间。环耳两对，缠丝纹，耳根有三趾纹。身有二道合范痕，面身露垫片痕。原藏昌江县文化馆[4]，现藏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昌江十月田鼓，即粤149 号，清代昌感县出土，原藏海口市五公祠。面径100 厘米，身高56 厘米，底径101 厘米，面有四蛙，逆时针环列，三弦分晕，太阳纹八芒，芒间夹雷纹，第2-8 晕都是雷纹，鼓身等晕，胸部八晕，腰部十一晕，足部九晕，均云纹与雷纹填线纹相间。胸腰间环耳两对，饰缠丝纹，耳根有三趾纹，身有四道合范线，面身均露垫片痕。现在海南省博物馆展出（见图三）。

陵水新村鼓，即粤150 号鼓，20 世纪50 年代在陵水县新村公社出土二面，藏陵水县文化馆。这是其中的一面，面径55 厘米，身残甚，鼓面有四只青蛙塑像，顺时针环列，纹饰三弦分晕，鼓面六晕，太阳纹六芒，芒尖分叉，芒间填饰雷纹，第2—6 晕遍布雷纹。鼓身晕圈宽窄相等，饰雷纹填线纹。鼓耳是两对环耳，表面饰缠丝纹。鼓身有二道合范痕，面身露垫片痕。

图三 昌江十月田鼓（彭书琳摄）

陵水岭门鼓，即粤151 号鼓，1977 年陵水县岭门农场红八队出土，藏陵水县文化馆。鼓身破甚，仅存鼓面用鼓身残片，面径55 厘米。面有四蛙，逆时针环列。三弦分晕，七晕，太阳纹六芒，芒间饰雷纹；2-7晕皆雷纹。鼓面边缘下折成垂檐。鼓身纹饰也是三弦分晕，宽窄相等，晕间饰雷纹。

陵水英州鼓，1978 年英州军屯坡出土，原藏陵水县博物馆，后调拨到海南省博物馆，已弯曲变形，面径57 厘米，残高22 厘米，太阳纹六芒，三弦分晕，7 晕，边沿四蛙，其中三蛙顺时针，一蛙逆时针环列，两对缠丝纹环耳（见图四）。

图四 陵水英州鼓（彭书琳摄）

1999 年儋州市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北流型铜鼓，现藏于儋州市博物馆。器型较小，其中一件面径45 厘米，高40 厘米，足径残高42 厘米，鼓身饰两对绹纹环状耳。

文昌珠潭鼓，2000 年12 月文昌市罗豆镇珠潭村发现，胸、腰、足三段分明，面径76.5 厘米，残高44厘米，面饰四蛙，太阳光八芒，七晕，晕间饰勾连回形纹，胸上部有勾连圆圈纹，一双环状耳，腰饰勾连菱形纹，足外撇[5]。

三、海南能铸造铜鼓吗？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南海”条说，海南黎母山的“豪黠”（黎族首领）“铸铜为大鼓”，这段文字是抄《隋书·地理志》“诸蛮”条来的，不能作为海南铸造铜鼓的依据。诸书记载海南古代铸造铜鼓只是“传闻”，没有找到实证。

海南出土的铜鼓是海南铸造的吗？

海南与广东、广西虽同属一个文化区，但因与大陆的交通受到限制，文化发展明显滞后。在大陆进入青铜时代的时候，海南岛仍处于石器时代晚期。但商周时期海南也有青铜器出现，在昌江县王下乡皇帝洞、牙迫洞发现青铜器碎片与几何印纹陶片共存，在昌江、乐东、陵水发现形制相同的铜斧。铜斧方銎，圆刃，銎上饰网纹[6]，与两广战国时代铜斧类似。海南在战国时期有铜绹纹环形器，汉代有铜釜。

绹纹环形器，用途不明。1994 年昌江县燕窝岭出土9 件。铜环外径8.7—11.4 厘米，环宽1—2 厘米，厚0.2—0.3 厘米，外缘为齿状，齿长0.25—0.7 厘米，环面有6—8 圈绳纹，器重50—150 克（见图五）[7]。绹纹环形器是海南特产，别地尚未发现，不会是从外地传来，说明先秦时期海南有自己的青铜冶铸工艺。

图五 环形器

铜釜，合范铸成，外壁留有合范痕迹。形制为盘口，直身，平底或圜底，口沿上附有二只、四只或六只绹纹耳，体形硕大，有的外表附一层烟炱，应作炊具使用过。1964 年临高县城北郊皇桐岭出过两件，大小相套，大的通高47 厘米，口径64.5 厘米，腹径56厘米，耳上铸两只羊；小的通高32.5 厘米，口径33厘米，腹径30 厘米，耳上铸两只鸟（见图六）[8]。1972年8 月临高县调楼公社抱才大队（今调楼乡抱才村）渔民王志生建房挖地基时又发现一件，口沿上附六只环形綯纹耳，每只耳上均铸有一对人、畜像，共三组，间有牛、骑马武士和戴冠着短裤人像，釜口沿上并有一个骑马武士和两头牛塑像，器腹中部铸箍状纹（或弦纹）三匝，通高74 厘米，口径93 厘米，腹径81 厘米，厚0.2 厘米，是同类器中最大者[9]。2003 年儋州市中和镇何宅村出土3 件，其中1 件完整[10]。这种铜釜东方市出土2 件，陵水县出土1 件。

图六 临高皇桐岭铜釜（彭书琳摄）

在铜器上铸有人物、骑马武士、牛等，流行于汉代。在釜的盘口口沿和綯纹耳上铸有戴冠人、骑马武士、牛、羊、鸟等立体装饰，与冷水冲型铜鼓的装饰物相同；当地传说，此类青铜大釜是东汉马援南征安南时的遗物。

汉代铜釜形体巨大，装饰复杂，也是海南的特产，在别的地方难以见到。能铸造这种大铜釜的民族应该是具备了铸造铜鼓的技术，有能力铸造大铜鼓。

因此，我们认为汉代海南是能铸造铜鼓的。

四、海南岛铜鼓哪里来？

北流型铜鼓器型特征是鼓面外伸成垂檐，且大于鼓身，鼓腰向内收束，鼓足外移，附绹纹环状小耳或条形小扁耳。鼓面和鼓身多用二弦或三弦分晕，鼓面中央太阳纹稍隆起，呈六芒或八芒。鼓面纹饰主要是云纹、雷纹或雷纹填线纹，鼓身多饰弦纹、菱形雷纹、短线栉纹，纹饰粗犷。

灵山型铜鼓与北流型铜鼓相比，器型稍小，鼓面略小于鼓身，鼓胸圆凸，腰部稍缓收，附桥形扁耳。鼓面和鼓身一般多用弦纹，太阳纹八芒或十芒。其主要纹饰有雷纹、水波纹、栉纹、翔鹭纹、铜钱纹等，显得较纤细。

从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的分布地区、流传路线及年代来考察，与百越族分布最南的一支——骆越人的活动区域和时代基本上相吻合，这类铜鼓是骆越族的后裔俚人所铸造、使用的文化遗物。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于交趾

得骆越铜鼓。”李贤注引裴渊《广州记》曰：“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可见，北流型、灵山型铜鼓当为骆越族及其后裔俚人铸造和使用的铜鼓。海南岛是骆越族分布最南的地区，发现的铜鼓，正是当地骆越人或其后裔使用铜鼓习俗的历史反映。至于海南岛汉代铜鼓究竟是本地铸造的，抑或是从两广百越地区传入的，尚需加以探讨。

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和海南的骆越及其后裔，接受了铜鼓文化，结合本地文化作了创造性发展，其中以东汉、两晋、南朝的乌浒人和俚人最为出色，他们把铜鼓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创造了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

据《太平御览》卷七八六引万震《南州异物志》记载：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当中，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说明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的乌浒人是使用铜鼓的。

俚人一名最早见于《后汉书》的《光武纪》和《南蛮传》，两晋南朝至隋晋唐时期在广西东南和广东西南地区十分活跃。当时除单称“俚”人外，往往还“俚僚”联称。《隋书·列女传·谯国夫人传》载，活跃在高凉郡(故地在今广东高州、电白一带)的冼氏家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而冼氏和夫家冯氏先后占有的地盘正是在北起苍梧、东到广州、西到钦州、南迄海南岛的这片范围。《新唐书·诸夷蕃将列传冯盎传附冯子猷》记载，初唐时，冼夫人的孙子冯盎族人冯子猷扣押中央政府御史许瓘时，还率领子弟敲击铜鼓。灵山型铜鼓的分布地域在北流型铜鼓分布范围内，只是地区较小，邻近北部湾海边而向左江流域延伸。从两广发现的早期灵山型铜鼓看，它与早期北流型铜鼓差别不大，器形相似，纹饰交错出现，至中期才逐渐显出各自特色。它们都是乌浒人和俚人的作品。灵山型铜鼓中心地在南面，近于左江流域的僚人，经济比较落后，崇尚勇武精神，铜鼓多刻铸骑士纹、鸟纹、兽纹、虫纹和四瓣花纹。北流型铜鼓中心地近东，连接广州，汉文化的影响力强大。北流型铜鼓饰以云雷纹，是当时汉族地区的流行花纹图案，表现了乌浒人及俚人和汉人在文化交流上的密切关系。唐以后，乌浒人和俚人与汉人之间加速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步伐，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失去了社会基础，也就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11]。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海南在汉代已有铸造大型青铜器的能力。海南陵水、昌江、儋州等地出土的北流型铜鼓，陵水、临高出土的灵山型铜鼓，铸作年代应在东汉或其以后，晚至南朝后期至隋唐，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海南自己铸造。

五、后语

海南出土的铜鼓主要是北流型和灵山型，应该是东汉至唐代乌浒、俚人制作，北流型铜鼓属冯氏家族控制下的俚人所有，而灵山型铜鼓则属宁氏家族控制下的俚人所有。从出土的情况来看，临高、儋州、昌江、陵水都靠海，是西汉初期平定南越及东汉初期出征交趾的线路上，与两广南部大陆交往密切，铜鼓作为随军征战的器物带往海南或在海南就地铸造都有可能。南朝冼夫人也曾控制海南，在海南铸造铜鼓的可能性更大。自中唐以后，冯氏逐渐从广东高凉地区销声匿迹，但有一支转到海南岛，这和北流型铜鼓留存海南相吻合。宁氏家族受到唐王朝的至命打击，几乎被斩尽杀绝，部分侥幸逃往海南，也可能将灵山型铜鼓或铸造铜鼓的技术带去。

海南的石寨山型铜鼓目前仅发现二面，即儋州泊潮村鼓。从形制和纹饰来看，属石寨山型晚期鼓，与云南、广西的石寨山型鼓有一定差别，最接近越南北部的富维鼓。儋州与越南北部隔海相望，往来也较方便，铜鼓随之传来极有可能。

明清时期海南黎族还用铜鼓。汤显祖《黎女歌》叙写了黎女婚嫁对歌“椎牛击鼓会金钗”[12]。前文提到的《琼州府志》卷四十三《金石》条载琼州府天宁寺藏有一鼓并题有“大明成化十二年广州府番禺县客人李福通铸造”的款云，说明该鼓的来源存在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广州府番禺客人为天宁寺订铸的，在广州铸好带到海南来；另一种是广州番禺客人来到海南后铸造的。

[参考文献]

[1]曹量，王育龙.海南岛发现古代铜鼓述略[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4）.

[2]张维.广东地区新发现和出土的铜鼓[j].考古与文物，1987（6）.

[3]郝思德，黄兆雪.试探海南考古材料中的百越文化因素[m]//张一平，吴春明，丘刚.百越研究（第三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146—147.

[4]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实测、记录资料汇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5]张昆荣，林春.文昌市珠潭村汉代铜鼓[m]//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200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57.

[6]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m]//文物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45.

[7]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m]//本社.新中国考古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51.

[8]梁明燊.广东临高县出土汉代青铜釜[j].考古，1964（9）.

[9]杨耀林.海南岛发现汉代铜釜[j].文物，1979（4）.

[10]儋州市何宅村汉代铜釜[m]//刘庆柱主编，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315.

[11]何纪生，黄道钦，杨耀林.广东古代铜鼓研究[m]//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集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23.

[12][明]汤显祖.汤显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436.

基金项目：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7@zh019）。

作者简介：蒋廷瑜，男，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广西考古及铜鼓；彭书琳，女，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广西史前考古及古代岩洞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