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煜达满志敏对历史地理学的学术贡献及其学术理路_研究生…

作者简介：

杨煜达，云南腾冲人，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9-2002年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系中国民族史专业，师从陆韧教授，获硕士学位。2002年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师从邹逸麟教授，2005年获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云南（1711-1911年）的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入选2010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8年4月—2010年7月，作为洪堡学者（avh research fellow ）赴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地理系合作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气候与环境变化、历史边疆地理、边疆民族史。

摘 要

满志敏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他在历史气候研究领域中，率先提出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mwp），发展完善了历史物候方法，指出了旱涝史料分布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大大促进了历史气候研究的发展。他是将地理信息系统（gis）引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军者，提出了“记录生存期”概念，解决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关键技术问题。提出了小区域人地关系研究的完整数据架构，引领了学科发展。他将3s技术引入历史河流研究中，在问题和精度上突破了传统研究。他还推动了历史土地利用、历史城市地理等领域的发展。满志敏取得的成绩，和他善于把握学科发展方向来提出科学问题、重视方法创新和实证研究，在学术上不断追求的学术理路分不开。

满志敏教授

2020年2月27日，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满志敏教授因病与世长辞。满志敏自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即进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职师从邹逸麟先后获得硕、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和教学，在历史气候研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等多个学科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重大损失。特别对我个人来说，师事其多年，突然失去了这样一位学术和人生的导师，心中的悲痛无以言表。

我是2002年进入复旦史地所师从邹逸麟读博士之后，才真正认识满志敏的。之前我在云南大学陆韧指导下学习西南边疆史，曾听陆多次提及他的工作，也曾翻阅过其学术论文，但对其工作理解很粗浅。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之后，我第一个学期就选修了他的历史自然地理课程，他儒雅的风范和深邃的思考很快就吸引我投入到历史自然地理这个领域的学习之中。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开始认识他的学问。

进入史地所之后，我在邹逸麟的指导下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当时希望能在史地所尝试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上满的历史自然地理课时，我和其探讨能否做云南历史气候方面的选题。他指出这个区域可以做，并且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和他反复讨论后，我选定了云南的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作为我的博士研究选题，并开始在他的指导下尝试历史气候的研究。2005年留所以后，我被分在历史自然地理教研室，一直做为他的助手从事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和教学，也就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

满志敏平时话不多，有问题请教，总是三言两语，简明扼要地解答。留所工作之后，我不仅平时和满见面请教的机会更多了，还有机会多次陪同满外出学术考察或参加学术会议。仅就记忆所及，重要的就有2006年的吴淞江考察、2007年的西南国际河流考察等，2013年还陪同其访问了德国海德堡大学等学术机构。2018年12月，我还陪同其一起到武汉参加了国家重点研发专项课题的开题会。在外出考察或会议期间，能有更多得到他指导的机会。我自己的一些学术思考，除了和邹逸麟汇报之外，总要和他汇报。只有得到两位老师的首肯，我做工作才会觉得踏实。可以说，我个人的学术工作受他的影响非常深，我也会有意识地总结和学习其治学特点。

现在他不幸离开了我们，给学界留下的是其三十多年积累的丰厚的学术遗产。这些学术工作涉及到了历史地理学的多个层面，对这些学术工作进行总结，有利于学界更好地继承这些学术遗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一、历史气候研究

1983年，满志敏地理学本科毕业，进入复旦大学史地所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首要的就是使自己尽快熟悉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花大力气学习历史学的知识和技能；另一个问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正在此时，历史气候的研究正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他正是选择了这个研究领域，而使之成为其毕生从事的事业。

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先后发表多篇论文，探讨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1]，随即蒙文通[2]、徐中舒[3]、丁文江[4]等学者纷纷发文参与讨论，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之后不断有学者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从不同角度做了诸多的探索。然而，真正奠定学科基础的，还是1972年竺可桢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5]，该文利用历史文献资料，通过物候学的方法，建立了近5000年来中国东部季风区冬半年温度的变化序列，指出过去5000年中国大体存在四个暖期和四个冷期，且存在暖期越来越短、冷期越来越长的趋势。这一论文发表后，不仅其结论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采用，其开创的历史物候方法也成为利用历史文献研究冷暖变化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国的历史气候出现了一个研究的高潮。

在竺可祯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中国在隋唐时期偏暖，宋代则偏冷。而当时欧洲地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900-1300年左右存在一段明显偏暖的“中世纪温暖期”（mwp），在中国却明显偏冷。 满志敏在选择自己的研究选题时，就瞄准了这一似乎已成定论的课题展开研究。他在系统收集整理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于1988年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唐宋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满发表了系列论文，找出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暖期的多种物候证据（比如9-13世纪华北冬小麦种植北界一度北移至临洮、固原北、延安北到大同北一线；11世纪后期开封一带冬小麦安全齐穗的日期较现代至少早5天左右；制糖用甘蔗的经济种植北界比现代普遍偏北近两个纬度；13世纪柑橘种植的北界较今至少偏北1个纬度左右，13世纪苎麻种植北界亦较现代偏北1个纬度等），从而说明10世纪初到13世纪末有一个较为温暖的时期，而非传统认识上的寒冷期；并认为中国中世纪温暖期至少存在3个较暖的亚期和2个偏冷的亚期，进一步提出中世纪暖期顶峰时其极值及升温速率都不亚于20世纪暖期[6]。

与此同时，满志敏对隋唐温暖期也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对现有研究中提出唐代温暖的历史证据进行了评述，认为唐代长安的梅花和宫廷种植的柑橘是人类培植和精心维护的结果，不能作为当时的地带性物候的证据，唐代长安宫廷驯养大象亦是如此。他进一步从唐代寒暖事件的统计着手，发现在750年左右寒冷事件的累计曲线有明显上扬的趋势，而暖事件的累计曲线则相应变缓，且唐代咏梅诗和咏寒诗也存在相同的统计特征，从而认为隋唐时期并非一个完整的暖期，而是从750年以后气候就转向偏冷[7]。文章发表后逐步为学术界接受。在2003年葛全胜等集成重建的过去20008年、5000年中国东部地区冬季温度变化序列中，对于7-13世纪这一段温度的重建，主要就利用了其成果[8]。在王绍武利用多种代用资料重建的公元800-2000年中国东部、西部及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序列中，亦认为中国东部在9-13世纪确实存在中世纪温暖期[9]。他的工作是自竺可桢曲线发表以来对其所做的最重要的修正。 这一工作不仅增进了对我国历史气候变迁的认识，还对进一步认识和反思20世纪暖期的升温有重要意义。不仅在学术上意义重大，也对国家应对未来全球变化的策略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满志敏能在唐宋两代的气候研究中突破竺可桢的成说、第一次完整论述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及其特征，这与其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是分不开的。竺可祯的工作建立了历史物候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后龚高法、张丕远等进一步总结了这一研究方法[10]。他在学习和借鉴现有历史物候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逐步发现这一方法从历史文献记录本身的特征出发，尚需进一步完善，才能更好地辨识历史文献中物候记录的准确气候信息。 他专门撰文[11]探讨了利用历史文献物候方法的五个基本原理：第一，运用条件的均一性原理，强调在历史气候研究中均一性原理需要保持完整性，即利用生物现象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推算历史气候时必须保持这种关系的古今一致。第二，物候资料的限制因子原理，即一切生物过程发展的速度，不能比主要限制因子允许的速度更快。第三，气候冷暖及其影响的同步性原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内，气候具有同一性质，各种记载反映的现象应是同步的。第四，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这是限制因子原理的延续，主要是指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对生物分布界限的影响。按照人类活动的方式和强度，生物分布可分为四种类型：自然分布型，即生物分布基本未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经济分布型，作为经济栽培的植物，其分布可能会在人类干预下超出其自然界限而更偏北，比如柑橘、茶树等；观赏分布型，即当生物的功能仅作为观赏、礼仪而用时，人为作用付出的代价因不受经济价值限制所施加的影响可更大（比如宋代开封的荔枝，明清北京的大象等）；抑制分布型，即人类活动的强度缩小了生物的分布空间，导致其分布北界南缩（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象，现代野象仅在云南南部存在，较历史时期退缩了17个纬度，实际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人类活动所致）。在考虑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物候资料时，首先要考虑人类活动对其分布的影响，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第五，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概言之，生物分布对于冷暖变化的响应方式是不同的。转寒时植物分布相对同步，而转暖时植物分布的北进则存在滞后。

正是这一方法上的突破，使得对历史文献中相关物候证据的分析与利用的确定性大大提高，也成为历史气候研究中的标准方法而为学术界所普遍采用[12]，对推动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全面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主要是季风气候的国家，历史文献中保留有大量的旱涝灾害记载，构成研究历史时期干湿变化的主要代用资料。20世纪70年代，由中央气象局牵头，组织了全国性的“旱涝会战”，最后形成了标志性的成果《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3]。之后满志敏参与了张丕远领衔的研究课题，将中国东部63个站点的旱涝序列延续到了近2000年[14]。通过系统研究旱涝灾害资料，他提出了资料分布的系统差异问题[15]。他指出：从史料在时间上的分布来看，存在着资料随时间指数性增长，以及资料数量有明显波动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历史记载随时间流逝而湮灭，另一方面也和政局稳定与否有关系；从地域分布来看，也存在着地区分布不均的特点。政治中心和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留下的记载总是比较多，而偏远落后地区留下的文献记载则少很多。以政治中心为核心，存在资料由内及外的数量递减。详“近”略“远”和详“重”略“次”是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而从旱涝等级的频率分布来看，则存在大旱和大涝记录偏多、而降水正常年份记录明显偏少的双峰型频率分布。这主要是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记“异”略“常”的特点造成的。且旱涝资料在1470年前后存在明显的数量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1470年之后地方志资料大量出现导致的。这些资料分布的特征叠加在气候或灾害本身的变化之上，在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时需要消除这种影响才能得出相对科学的结论。这一研究实际上给利用旱涝史料研究干湿变化与灾害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对提高干湿变化与灾害研究的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笔者正在进行的过去千年中国区域极端旱涝事件的研究中，就利用了他的这一研究成果，针对资料的分布不均问题设计了解决方案[16]。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是气候变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满志敏也是这个研究领域较早的开拓者。传统的利用沉积等手段的研究，很难反映过去2000年尺度内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是历史文献中的记录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关于两宋时期海平面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17]。在这篇论文中，他从北宋时期太湖地区水患严重的成

因着手，论证了当时的水患主要是海平面上升导致河流侵蚀基准面的抬高，从而引起东太湖排水河道的输沙平衡被打破，河道向淤积方面发展，以致太湖水系排水困难、湖面扩大，引起严重水患，并进一步论证了从苏北海岸到杭州湾都存在类似的现象，说明当时海平面的上升导致的环境影响是普遍存在的。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中，他对中世纪温暖期增温导致的自然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认为中世纪温暖期的增温不仅导致了自然带的北移，还导致华北降水偏多，使黄河水患增加而频繁改道，还通过海平面的升高导致了太湖等地严重的灾害问题[18]。在气候变化对社会的影响方面，通过分析气候变冷变干时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科尔沁沙地演变等事件指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客观存在。这种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系统起作用的，而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农牧过渡带对峙时，气候变寒常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触发因素[19]。这都是其在这一领域开创性的工作，对后续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满志敏在历史气候方面的成就，主要凝集于其《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24]一书中。

二、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满志敏被其他学界的学者认识，更多地是通过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而非通过历史气候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将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引入中国历史地理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军者。地理信息系统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产物，利用计算机技术来管理和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就发展出地理信息系统。1971年加拿大发展出世界上第一套地理信息系统（cgis）。而随着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地理信息科学（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gis）也应运而生，更多强调基于地理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空间分析方法。但是，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大规模发展，要到1987年之后基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而来的个人计算机（pc）开始广泛使用，数据存贮和处理、图像显示等有了长足发展之后才变得可能。

满志敏很早就关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进步并思考其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满志敏就在复旦大学史地所开设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研究生课程，并利用所里的电脑室给学生提供上机锻炼的机会。这大概是全国最早在文科研究单位开设的类似课程。他也很早就开始尝试将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技术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在2000年发表的两篇历史气候的论 应用了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技术。在前引《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一文中，满就通过整理各个县份的受灾村庄数量及成灾分数资料，再使用kriging软件计算，利用等密度空间插补方法，补充空间资料之不足，制作专题地图，很好展现了光绪时期晋、直两省在干旱程度上的空间差异，再根据重建出的旱灾等级专题地图判断出三个干旱中心的位置和持续时间。这一工作被学界视为地理信息系统（gis）进入历史地理学的里程碑[25]，被称为“利用灾害史资料进行历史时期季风气候带推移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开创了历史气候研究的新方法。”[26]而在基本同时发表的前引《历史旱涝灾害资料分布问题的研究》一文中，同样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分析了不同站点的旱涝资料，在空间上展现出资料分布不均一的情况。

2000年的确可被视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元年。当年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多篇论 倡导地理信息系统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应用[27]。也正在这年，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开始合作研发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按照项目中方负责人葛剑雄的说法，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准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不同层次和深度的要求……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发的地图和数据平台。”[28]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在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项目。

满志敏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中担任了中方技术负责人，在其中承担了主要的技术设计与研发工作。满志敏首先分析了历史地理信息的基本属性，认为历史地理信息同时拥有空间属性和时间属性，特别是中国历史地理信息还有其特有的政区统辖的空间层级，因此仅就历史地名就需要考虑地名（会变化）、空间属性（会变化）、行政隶属关系（会变化）和时间属性。而传统上的gis软件实际仅处理二维空间数据（x轴、y轴方向），即使处理三维数据，亦是将z轴作为特殊的空间属性来看待。而在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系统中，需要将z轴作为时间轴来处理。通过对基础地理信息载体与专题属性的分析，他提出了“记录生存期”的概念。即上述四种属性任一发生变化，则用一个新的记录来描述。“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时间变化描述就是通过许多具有不同记录生存期的数据来实现的。”[29]这一方法较好解决了历史地理信息中复杂时间属性的表达方式，成为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成功的技术基础。而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尤其是时间属性的解决方法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开创性的工作，提出的历史空间单元生存期的概念为解决历史地理数据的时间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开创了技术路径。正如葛剑雄在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也为后续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30]。

历史地理的研究离不开区域，区域内人地关系的进一步探讨需要信息化的进入。在区域研究的gis运用方面，满通过对已有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案例的分析，以台湾嘉义地区村庄聚落研究案例为基础，在包含时间的三维空间数据处理上提出了“载体数据”的概念以及选择原则：合适的尺度、一定的稳定性和实现的可能性，并提出离散性的空间数据应尽可能转化为连续的空间场，以表达专题内容的空间差异和分布特征，并且这种差异和分布特征能在数值上明确表现出来。 他提出，这种空间数据需要标准化，最常用方法是网格法（即grid格网体系），以保证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可比性，数据标准化构成了多种专题数据相互融合的基础。他还指出，架构小区域人地关系数据库最重要的问题并非概念模型，而是数据间关系的详尽分析。对小区域人地关系过程研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数据架构设想[31]。这种时空数据网格化处理正是地理信息系统（gis）领域内的格网数据在历史空间方面的研究拓展，不仅在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属于首创，同时在各类相关小区域研究中都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数据信息化处理手段和标准模式。张萍认为：“这一方法的运用提高了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研究的空间与地方精度。”[32]

满志敏不仅在原理和方法上推动了地理信息系统（gis）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还率先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运用到历史地理学的具体研究之中。除了前述历史气候的研究之外，他还将地理信息系统（gis）引入到了行政县界的研究之中。他在对明清以来青浦县界的研究中，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将多种大比例尺的地图配准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平台上，再根据历史文献的详细考证，在二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上复原了1542年以来的青浦县界的详细变迁[33]。在如此长的时间尺度上作县级政区界限的复原，这是首例，被誉为是“小尺度政区研究的一个突破”[34]。他在历史地貌研究中引入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革以及在城市空间等方面研究中的运用，将在下文论述。

三、历史地理其它领域

历史河流地貌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在中国其传统上承近2000年来绵延不绝的水道沿革变迁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以来得到了较大发展。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邹逸麟、张修桂等名家先后对全国主要河湖的演变都有研究。满志敏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是从黄浦江的演变开始的。在1997年发表的成果中[35]，他敏锐地从太湖流域的水环境演变着眼，重新考察了黄浦江水系的形成原因。他指出，北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导致了太湖流域水环境发生改变，水位抬高，湖群扩张，吴淞江曲流发育，排水不畅，而传统东南排水通道完全丧失，迫使太湖寻找新的出水通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淀山湖外流的黄浦江水系受潮汐影响较少，开始发育。而到元代，海平面开始下降，吴淞江进一步淤积，更促使黄浦江水系发育成熟，成为太湖水系入海的主要通道。这是将历史水系的变化放在更宏大的环境背景下思考的产物。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发展，满志敏对于历史水系的研究有了新的思考。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出了可以从三个方面推动历史河流地貌的研究。首先，从研究手段上寻求突破。这方面遥感技术提供的陆地高程数据（dem）可以带来历史河流定位准确性的突破。其次，从研究对象来说，应该从研究较集中的干流扩展到水系格局，从区域的角度来审视河流地貌，并在区域上将河流、湖泊以及相应的海岸线联系在一起，进行整合，从相互影响角度来考虑其历史时期的变化。最后，为适应历史河流地貌新的研究模式，传统的论文和时间截面地图的表达方式就有其局限，需要引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方法来表达历史地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变化[36]。这是他对其历史河流研究新思维最系统的表达，后来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引下进行的。

2006年满志敏发表了他对于北宋黄河京东故道研究的革命性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先利用历史文献资料考证了当时作为河流险工段的护堤工程堤埽在现代地图上的具体位置，得出了北宋京东故道的具体走向；再系统利用了当时发布不久的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数字高程数据（dem），结合美国陆地卫星4-5号和7号发布的反射光谱遥感照片，对这些数据进行了适当的技术处理后，较好表达了平原上的微地貌差异，从中判读出若干清楚的古河床遗迹，结合文献中的记载，就判定了北宋故道的具体河床位置，文中所配彩图清晰地表示了河道流向以及垂直分辨率为1米的古河床截面[37]。这是将历史文献、旧地图、卫星影像等多源数据结合的新的研究方法，为历史河道流路和形态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思路，真正开创了历史河流的“地貌”层面研究，这对于历史河流研究的未来发展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不仅仅是研究精度的大大提高，也必然带来研究问题的深入以及规律性认识的突破。2018年，他的学生孙涛正是采取这样的方法，利用大比例尺地图结合文献处理了清代《黄河堤埽全图》，建立了清代各河厅的界限，并进一步研究了河堤内河道的流向变化[38]。

对于水系和水网格局的研究方面，满志敏指导他的学生潘威做了探索性的工作。在2010年发表的论文中，他们以1918年绘制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形图为基础，详细分析了该套地图的数据来源和误差来源，在mapinfo软件中对该图进行了数字化并进行了误差调校，再用1978年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形图加以对照，生成了1km×1km的正方形格网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取了河网密度、湖泊面积及其演变数据并分析了演变的原因[39]。通过这样格网化的处理，不仅可以更准确地展现研究对象的空间形态及其演变，还可以将更多的地理信息整合到体系中，更好地反映水系与区域间的复杂关系，且易于和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接。之后在2013年发表的论文中，他们进一步以上海地区为研究范围，用同样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了近百年来区域内水网密度的变化，发现在研究时段内大部分地区的水网密度是增加的，其原因正是建国后大规模的水利化，开挖新河道和“园田”改造[40]。而这种变化是传统研究难以觉察的。后来潘威继续延着这个思路，在珠江三角洲也做了类似的工作[41]。

对于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满志敏也有系统的思考和工作。他主张利用历史文献、近代地图等多源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方法，更细致刻画城市扩张的细节过程，以进一步探讨城市扩张的驱动方式以及环境效应。从2003年左右开始，他指导一批博硕士研究生从事上海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吴俊范从近代上海地区河道淤废入手，探讨太湖地区的塘路体系及其演变过程，指出近代上海城市扩张的方式之一就是填浜筑路，再利用大比例地图和近代上海的地契资料，复原了近代上海城市道路体系的发展过程，并探讨了由此带来的环境效应[42]。牟振宇利用大比例尺的不同类型城市地图，发展了多要素综合判定方法，选取道路、排水管道、照明及供水管道全部具备作为建成区的初选范围，利用gis手段，建立了不同时段的城市建成区范围，并结合文献来探讨城市建成区扩张的动力机制[43]。他对于上海城市、聚落和水网结构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由他主编的著作中[44]。张晓虹在总结城市历史地理的最新研究进展时指出：“随着gis这一全新研究手段的引入，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精度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与提高，以道路等公共设施为代用指标，开展的城市建成区时空扩展过程的小尺度研究，成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一大发展趋势。”[45]

满志敏还是历史土地利用研究的倡导者和先驱者之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增暖带来的全球变化研究的兴起，他敏锐地察觉到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是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产生影响的主要活动界面，在参与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关于中国过去环境变化”的预研究时，提出将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作为过去环境变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46]。以后，他开始组织对土地利用/地表覆盖变化的研究。2002年，他和张晓虹等人合作发表了关于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研究[47]，指导赵赟发表关于徽州土地利用的论文[48]。之后他指导了一批博硕士研究生探讨区域土地利用的变化问题。赵赟的博士论文基于历史文献中的赋税与田地资料，结合近现代耕地数据，分析了不同的统计口径、亩制和折亩等因素，重建了1500年以来苏皖地区的分县耕地面积[49]。江伟涛的研究分析了民国土地调查资料及地籍图，探讨了近代江南城市的土地利用状况及城镇化水平[50]。这些工作对于历史土地数据的制度性的考察，对于提高历史土地利用/地表覆盖数据的准确性有重要价值。霍仁龙则采用田野调查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手段结合的方法，重建了网格化的云南山区近300年来小区域的地表覆盖变化[51]，对提高网格化的耕地数据集的确定性有积极作用。在2014年的一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满志敏专门谈了过去500年中国土地利用与地表覆盖变化研究作为过去2000年环境变化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变化过程的重建、分类系统以及驱动力分析[52]。这些思考对未来历史土地利用的研究有指导意义。

四、满志敏的学术理路

满志敏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前面总结的几个方面只是其中荦荦大者。他长期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领导、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行政和学术职务，对学界所做的贡献，也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内。他的这些成就，后人可以通过他的论文和著作学习领会，而我本人所体会的其学术理路，或许对后来的学人超越前行有所 助。

首先，满志敏善于从时代的发展需要出发，从学科发展的高度，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性来提出科学问题并加以解决。他选择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无不体现了这一学术理念。他从进入史地所开始，很快就选择了历史气候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看准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后面他倡导土地利用研究、倡导3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乃至开辟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目前在历史地理学的全面应用，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一点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言的学术“预流”，只有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带领学术发展的方向。

其次，满志敏善于从问题的本质来思考问题解决的方式，重视方法的探索和创新。就是说，他思考学术问题，虽然重视学习前人的工作和路径，但是，常常不局限在前人的工作之中，而是会从问题的发生本身来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发现新的解决路径。他的很多影响深远的工作，无不体现出这一特点。如他在1988年就提出了中国存在中世纪温暖期的认识，他提出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数据架构的数据生命期的概念等等，都是从问题本质来思考解决问题的，这是非常可贵的思维品质。

满志敏对于技术的敏感是出名的，网络刚刚出现不久，他就利用个人电脑追踪地理信息系统（gis）相关的最新技术和软件，2000年11月美国nasa刚发布遥感卫星获取的陆地高程数据（dem），他就开始下载利用，到2006年就发表了北宋京东故道的文章。但要说明的是，他重视新技术的引入，但他并不迷信技术，总是能将新技术和历史文献结合而探索出新的研究方法。北宋京东故道的论文，最精彩的地方乃在于传统文献考据和rs、gis技术结合得出的完整逻辑链。

满志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重视实证研究。他善于从个案的实证研究中寻求突破，从而带动学术的进步。他有很多方法上的创新，但纯讲理论或方法的文章并不多，他的突破性的工作都建立在个案实证基础上。典型的对物候方法的总结提升，是在对唐宋气候重新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完善，最后才归纳发表的。他对小区域数据架构的工作，也是建立在对嘉义地区近代聚落研究的个案基础之上。对光绪三年大旱的研究将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带入典型灾害重建，对清浦明清县界演变的研究带来了小区域政区演变研究的进步，都是典型的个案研究，而从个案开辟出研究新的境界。

满志敏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善于自我审视，不自满，一直追求学术的进步。他不认为自己已完成的工作是无懈可击或无法超越，而是相信自己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尽管他近几年来健康状况不佳，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学术探索。他有很多原创性的学术工作完成于他生病之后。就在2017年，他还完成发表了关于清代海南岛登陆台风对西南影响研究的论文。

满志敏教授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而相较于形诸于文的学术遗产来说，其求实创新的学术理路这种无形的遗产更需要我们努力去领会。对笔者来说，前路漫漫，先生的精神就是时刻指引我前行的明灯。

注释

[1]竺可桢：《南宋时代中国气候之揣测》，《科学》1925年第10卷第2期；《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1925年22卷第3期。

[2]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1930年第3、4期合刊。

[3]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集刊》1930年第2本第一分册。

[4]丁文江：《陕西省水旱灾之记录及中国西北部旱化之假说》，《地理学报》1934年第1卷第2期。

[5]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6]可参看满志敏、张修桂：《中国东部十三世纪温暖期自然带的推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5期；满志敏：《中国东部中世纪暖期（mwp）的历史证据和基本特征的初步研究》，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年，第95-104页；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5-88页等。

[7]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8]葛全胜、郑景云、满志敏等：《过去2000a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序列重建及初步分析》，《地学前缘》2002年第1期。ge qs, wang sb, zheng jy.reconstruction oftemperature series in china for the last 5000 years.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2006, 16(8):p.838-845

[9]wang s w, gong d y. enhancement of the warming trend in china.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00,vol 27.

[10]龚高法、张丕远、吴祥定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方法》第二章《历史文献气候记载的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

[11]满志敏：《用历史文献物候资料研究气候冷暖变化的几个基本原理》，《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31页。

[12]郑景云、葛全胜、郝志新等：《历史文献中的气象记录与气候变化定量重建方法》，《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6期。

[13]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

[14]zheng jingyun,zhang piyuan,ge quansheng,man zhimin.centennial changes of drought/flood spatial pattern in eastern china for the last 2000 years.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2001(04):p.42-49.

[15]满志敏：《历史旱涝灾害资料分布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0-295页。

[16]杨煜达、韩健夫：《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甄别方法研究——以西北千年极端旱灾序列为例》，《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29页。

[17]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环境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

[18]满志敏、杨煜达：《中世纪温暖期升温影响中国东部地区自然环境的文献证据》，《第四纪研究》2014年第6期。

[19]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气候变化对历史上农牧过渡带影响的个例研究》，《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20]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复旦学报》2000年第6期。

[21]可参看满志敏、李卓仑、杨煜达：《〈王文韶日记〉记载的1867—1872年武汉和长沙地区梅雨特征》，《古地理学报》2007年第4期；刘炳涛、满志敏、杨煜达：《1609—1615年长江下游地区梅雨特征的重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辑；郑微微、满志敏、杨煜达：《1868年长江中下游“二度梅”的雨带推移过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辑；唐晶、满志敏、杨煜达：《1800—1813年上海地区梅雨特征和汛期降水量的复原》，《古地理学报》2014年第6期等。

[22]潘威、王美苏、满志敏：《清代江浙沿海台风影响时间特征重建及分析》，《灾害学》2011年第1期；潘威、满志敏、刘大伟等：《1644—1911年中国华东与华南沿海台风入境频率》，《地理研究》2014年第11期。

[23]满志敏、刘大伟：《清代登陆海南岛台风对西南地区的影响》，《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4]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25]潘威、孙涛、满志敏：《gis进入历史地理学研究10年回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辑。

[26]张萍：《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

[27]潘威、王哲、满志敏：《近20年来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发展成就》，《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辑。

[28]葛剑雄：《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29]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2页。

[30]潘威、王哲、满志敏：《近20年来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发展成就》，《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辑。

[31]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

[32]张萍：《地理信息系统gis与中国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

[33]满志敏：《1542—2001年青浦县界变迁》，《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8-123页。

[34]张伟然等著：《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0页。

[35]满志敏：《黄浦江水系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36]满志敏：《历史自然地理学发展和前沿问题的思考》，《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

[37]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38]孙涛：《明清黄河故道流路变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39]潘威、满志敏：《大河三角洲历史河网密度格网化重建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1918—1978年为研究范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辑。

[40]闫芳芳、满志敏、潘威：《从小圩到园田:近百年来上海地区河网密度变化》，《地球环境学报》2014年第6期。

[41]侯鑫、潘威：《20世纪30年代珠江三角洲平原河网结构重建及最大槽蓄容量》，《热带地理》2015年第6期。

[42]吴俊范：《从水乡到都市:近代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演变与环境（1843—1949）》，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43]牟振宇：《从苇荻渔歌到东方巴黎：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间过程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12年。

[44]满志敏主编：《上海地区城市、聚落和水网空间结构演变》，（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

[45]张伟然等著：《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1-142页。

[46]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未刊稿)，1999年。(满志敏为撰稿人之一)。

[47]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辑。

[48]赵赟、满志敏、葛全胜：《徽州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1500—1900)》，《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49]赵赟：《苏皖地区土地利用及其驱动力机制（1500~1937）》，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0]江伟涛：《江南的城镇化水平与城市土地利用–基于民国调查资料、地籍图的句容个案考察》，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51]霍仁龙、杨煜达、满志敏：《1700—1978年云南山地掌三鸠河流域耕地时空演变的网格化重建》，《地理学报》2020年三第9期。

[52]满志敏、郑景云、方修琦：《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的回顾》，《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信息来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2期，第112-120页。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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