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翁达杰的民族主义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中道”,一…(民族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翁达杰的民族主义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中道”，一个人应当不多不少地拥有民族主义

民族性的功利主义实质

与《英国病人》的爱情主线恰恰相反的是，翁达杰在《英国病人》中试图消解人情因素，他暗示了辛格所身处尴尬境遇，而围绕他的上司的关心、情人的暧昧甚至小说另一主要人物艾尔玛西朋友式的关怀都无法逆转辛格结尾处的“觉醒”。翁达杰《英国病人》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实际上是一种功利主义模式，他尝试用人类社会最永恒、最真实的“逐利”心态来解释民族主义。功利主义是共同体成员最正当，最合理的民族主义动机。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所言，“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思考社会的方式，它使人们容易认为最合理的正义观是功利主义的”[6]。功利主义代表着各方（parties）所追求的最大利益，功利主义通过增加社会的净余额以求得各方的同意，个人为了更好的前途，应诺削弱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以换取更大的利益，这更大的利益减去牺牲的代价便是“净余额”，而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净余额便是“社会净余额”。既然，个人能够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尽可能地接近他的合理目的，那么社会理当“按照同样的原则行动，并且把那种对一个人是合理的行动看作对一个联合体也是正确的”，功利主义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需求倾向，罗尔斯通过解析功利主义，认为功利主义同时成为了准则，要求人们为了总量最大化必须严格遵守这些准则。

功利主义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公民的共同体意识。罗尔斯同时认为，功利主义是个人的选择原则的“社会扩大化”。大卫·休谟又认为，功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选择，功利等同于“某种形式的共同利益，当制度适合于所有人的利益时，它们就满足了功利的要求”[6]。功利主义是公民构建共同体中最先面对的原则，而且具有巨大的潜力以建构共同体，可以在分配共同体成员基本善时起到重要作用。那么，如果一群在多民族国家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或者一批远在殖民地却深受母国压榨的欧裔移民想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他们首先应当思考独立是否能够解禁大亨们的晋升途径，是否能扫清提升社会净余额的障碍。所以功利主义也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命题，即使共同体已经成立，功利主义仍是新兴民族国家必须借用的首要原则。

然而，作为目的论的功利主义使得“一个人无需参照何谓正当来判断事物的善”[7]，功利主义者只通过逐利形成的契约来约束共同体成员的行为，而并不认真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利益之外的一切熵都不被功利主义者所使用，甚至包括人类情感都是被功利主义者排除在外的，因为他们主张“社会的善是由个人享受的利益构成的”，而利益却是消解人类情感的因素，诸如羞辱和罪责这样的道德情操是不被功利主义者所认可的，于是纯粹的功利主义共同体也就缺乏道德的协调机制。翁达杰的确认同功利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作用，但《英国病人》中贝都因人的存在却又表明翁达杰怀疑纯粹的功利主义标准是否会反噬民族主义。小说主人公艾尔玛西在飞机失事后被一批贝都因人发现，贝都因人用轭枷拖着烧伤的艾尔玛西向他们的营地进发，“他的身体仿佛一张玻璃帷幕的一部分，包裹在其中向前移动”[5]，然而艾尔玛西心里却很清楚，“贝都因人不让我

死是有原因的。我的飞机在沙漠中坠毁的时候，那里有些人认定我有什么本事”，之后艾尔玛西才发现，原来贝都因人救下他的目的，是要艾尔玛西去辨认各个枪械需要的子弹型号，以方便他们利用军火，“他们救他的目的不过如此”[5]。更令艾尔玛西惊讶的是，这些武器“似乎属于不同时期，来自很多国家”，有法国人的、英国人的、甚至轴心国的武器贝都因人都有。翁达杰在此暗示，这群贝都因人很有可能通过袭击同盟、轴心两方的军队以达到扩充自己势力，并最终实现独立的愿望，因为贝都因人在二十世纪初还未纳入埃及的国家体系之中[8]，他们极有可能无视埃及身处的同盟国阵营的军事要求。艾尔玛西只得感慨：“我们大多数人对非洲的这些地方知道些什么呢？敌人到底是谁？谁是这片土地的盟友？”[5]。而且，小说也暗示了贝都因人与同盟轴心两方都做交易，“那些打仗的日子里，贝都因人中随时可能混杂着英国人和德国人”[5]，作战目的暧昧的贝都因人居然成了同盟轴心双方控制情报视野的媒介。贝都因人的选择是典型的功利主义，他们并没有去思考战争中的正义问题，而是为了扩充实力袭击正邪两方。贝都因人出于纯粹的功利去营救艾尔玛西也显露出他们为了实现独立的目的，居然无视战争中的道德原则。

《英国病人》中贝都因人的行为是民族主义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写照。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6]。虽然世界上的现存的国家中都是民族复杂混居的模式，但民族国家的理想状态却是“一族一国”。因为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的国家只有200余个，而具有认识特征的民族却有两千余个，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使所有的民族主义同时得到满足”。盖尔纳推论到，“在此情况下，一个政治领土单位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才能在族裔构成上统一”，民族主义的原则便是拥有一个纯粹的、再也不用与异族并存的政治疆域，而现今的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能做到多元文化并存，其原因是民族主义的原则尚未在国家实行彻底。“人数不多的异族居民的存在，不会违背业已界定的民族主义原则，但很难精确地说明，必须有多少个异族居民，才会真正违反这个原则”，各个实存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有独立建国的风险，只不过客观的偶然条件干扰了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而一旦民族主义将功利主义原则视为唯一的正义标准，那么共同体必然将遭受种族歧视、甚至种族屠杀的劫难，因为现存的国家数量无法分配过于丰富的民族主义。《英国病人》中贝都因人的共同体正是功利主义的忠实信徒，为此他们不惜忽视世界本已取得共识的正义原则，袭击同盟国军队，干扰北非战场的战争局势，企图借机在埃及境内积攒军事力量，并最终分离出中央政府。

翁达杰对贝都因人的安排向世界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功利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首要原则，那么为了政治地域与民族性的一致，种族清洗与屠杀是否也能合法化呢？作为一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者性作家，翁达杰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殖民子国的土人，翁达杰从不避讳揭露他们落后的文化，在《猫桌》中翁达杰直言道：

我们距离在亚丁靠岸还差几天，所以选放《四片羽毛》（一部电影），我从现在看来，觉得有些欠妥，它企图将阿拉伯半岛的野蛮残酷和一个文明却愚蠢的英国做对比。[9]

在翁达杰的小说里，他一直尝试着使用不偏不倚的立场去评论殖民者与土人，而不是对于某一方势力进行包庇。极端的民族主义与野蛮的土人文化总是由一系列贬义定语所修饰,土人的野蛮行径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国际正义原则的蔑视，在翁达杰看来，是不符合他所认可民族主义原则的。这也是为什么翁达杰能够赢得白人读者并最终融入进加拿大主流文学。学者格伦·洛瑞（glen lowry）认为翁达杰事实上很不愿意用创作向公众展示自己的“肤色”[10]，尽管他深黑色的皮肤时常让人误解为非裔移民。学者奇特拉则认为移民作家被放逐在东道国中，他们中有些人学会了“变色龙”的长处，即在需要的时候改变自己的肤色以实现自己“寻找个人起源的形而上本质”[11]，翁达杰使用了移民作家变色龙的心理,采取中立的视角写作小说并与纯粹功利原则划清界限。

翁达杰的民族主义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中道”，一个人应当不多不少地拥有民族主义，缺乏民族主义或者秉承极端民族主义都会酿成恶果。作为社会的个体，如果缺乏民族主义，个体必然会成为“无根”的游魂，小说中艾尔玛西就是这类情况的例证。这种缺乏民族主义的现象在移民作家中也很常见，如维·苏·奈保尔就常被学者批评是披着“印度裔外皮”的欧洲人[12]。此外，如果个体拥有过多的民族主义，那么可能会导向暴力，使个体奉行排他的种族主义。翁达杰的民族主义是他本人在漂泊多国后经过深思熟虑（considered），才得以产生的信任原则，考察他的民族主义对于整个移民作家群体研究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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